那是一个飘雪的清晨，我裹着厚重的羽绒服站在校门口，望着被积雪压弯的梧桐树。校门口的早餐摊前排着长队，蒸笼里腾起的热气与呼啸的北风交织，几个低年级学生正缩在墙角啃冷掉的包子。忽然，一阵急促的咳嗽声从街角传来，我顺着声音望过去，看见一个佝偻的身影正踉跄着撞在路灯杆上，褪色的蓝布棉袄沾满泥浆，棉鞋里露出冻得发紫的脚趾。

我快步跑过去时，老人已经蹲在地上剧烈喘息。他布满老年斑的手紧紧攥着半截磨得发亮的铁皮铅笔盒，盒盖上"先进工作者"的烫金字已经模糊。寒风卷着雪花钻进他稀疏的白发里，我本能地脱下围巾裹住他发抖的肩膀，指尖触到他后背时才发现，那些凹凸不平的凸起不是老年斑，而是长期卧床留下的褥疮。

"同志，能帮我个忙吗？"老人沙哑的声音混着痰音，从他冻裂的嘴角溢出。我这才发现他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纸片，上面用铅笔写着歪扭的字迹："求送我到市立医院"。铅笔盒里只有半瓶眼药水和三张皱巴巴的零钱，其中一张是1952年的纸币，边角已经卷起。

送医路上，老人断断续续讲述起自己独居在城郊老宅的往事。年轻时是纺织厂八级技工，退休后因中风卧床三年，儿子在工地事故中去世后，女儿远嫁海外再没回来。他每天蜷缩在堆满旧报纸的屋里，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，直到那天被邻居发现时，棉被里蜷着三只冻僵的流浪猫。

医院走廊里，我握着老人枯枝般的手等了五个小时。他反复摩挲着病历本上"脑干梗死"的字样，浑浊的眼睛突然泛起水光："我年轻时修过三百多台织布机，从没修不好过......"这句话像根细针，刺破了我自以为是的优越感。当护士推着轮椅送他回病房时，我看见他颤抖着从枕头下摸出个铁皮盒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五十二颗水果糖——那是他每天省下的早餐钱，给楼下的流浪狗买的。

那天之后，我开始留意身边的小事。课间操时帮值日生擦黑板，用旧校服给山区孩子写信，在社区公告栏贴失物招领启事。有次暴雨天看见环卫工蜷在公交站躲雨，我脱下外套时才发现自己冻得发抖，却还是把最后半包暖宝宝塞进她手心。这些细碎的温暖像春天的蒲公英，不知何时已撒满整个城市。

上周回校参加校友会，看见礼堂门口站着个熟悉的身影。老人穿着崭新的藏青色棉袄，胸前别着"光荣在党50年"纪念章，手里攥着本翻旧的《机械制图手册》。他认出我来时眼角笑出皱纹："小同志，你说的'修不好就不再是人'，我刻在床头了。"夕阳透过彩绘玻璃洒在他银白的发梢，恍惚间我好像看见时光倒流，那个在纺织机前专注的青年，那个抱着猫儿等女儿归来的老人，正透过岁月的褶皱向我微笑。

此刻我坐在图书馆的窗前，看着窗外新栽的梧桐树苗在春风里舒展枝叶。书页间夹着老人送的糖纸，五十二颗水果糖的甜味早已淡去，但那些在寒冬里传递的温暖，却像种子般在我心里生了根。原来真正的善意从来不需要惊天动地，它藏在某个飘雪的清晨，藏在冻僵的流浪猫肚皮下，藏在老人颤抖着掏出的旧纸币里，藏在每个愿意弯下腰的瞬间。